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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

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因此对于马列主义的阅读，同时又会带动对于中国革命史的阅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但是，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实践品格又正是在其被鼓吹最盛的文革之初遭遇了自身的危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相对于表现在指导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技巧，更表现为在思想层面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体现在如下提法上：车靠人来管，人靠毛泽东思想来管。而且，中国史在整体上所包含的我称之为平铺的下沉的历史趋势也正是在20世纪经由革命的激荡而达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运动最初兴起的1958年。不是毛泽东本人写出并修改了两论，而是群众的实践经验借助于毛泽东的笔表达了自身：‘毛选，什么是我的。57 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强调要多读马列的书，并随后为党的高级干部指定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以及其本人的五篇著作。

19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转引自雍涛：《〈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所以，在钱穆先生所说的四个系统中，多重的对张关系，才真正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格局。

弗洛依德所探寻的那种无意识的深渊，也像是他的爷爷所揭示的那种现代世界的病症那样，揭示人们紧张粗鄙的身体，以及文明压抑下的灵魂。所有这些现当代的艺术，是在西方文明几百年的累积和淤积中的一种释放，健康与疾病、压抑与解放都有着极端化的辩证关联，也都有着西方文明自身的基因和变异来驱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以往，我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思想的认识，都是从康梁严复来理解，但是我们若追察文化上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初期那些留学西方，或对西方思想社会有敏锐感受力的学者艺术家，就会发现世纪之交的思想潮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此，就分殊出两个相互不同的世界，邦有道，我们就该投入现实的世界做出一番大事业。深远是无限的深，广袤天地，千山万水。

在中国，正如范迪安先生讲的，山水本质上是反社会的，山水不是社会，是社会的反面。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就是一个即时性的意念化和陌生化的瞬间，瞬间产生的距离感。人只有站在人心的高处，才能得山水的精神。所以，我们对现代艺术，特别是思想上的接洽，要有谨慎的反思。

这个世界不是纯粹的权力，并单纯以出仕作为自己的人格基础和政治理想，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然王国。我们一接触西方，便是现代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复杂病理，怎能从容应对？ 比如说拼贴，就是多重生活的逻辑胶着在一起，毕加索用各种材料混搭，真实和幻像、现实与虚妄错综一起，是现代生活样态的写照。这意味着什么呢？《瓦尔登湖》所要表达的，当然不是纯粹政治领域的事情，梭罗所说的公民不服从，并不可以完全理解为一种不服从的政治权利，相反这意味着，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王国。如何认识山水社会？ 钱穆先生讲，如果说传统中国有社会的话，可以从城市、乡镇、江湖和山野四个系统来理解，这非常类似帕森斯四个子系统的讲法。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讲，山水可居可游，体现的也是孔子的这个意思：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是政治的核心，乡镇与城市有别，是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区域，古代很多当官的或者食俸禄者，会在丁忧或者退休的时候，重新返居到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乡居生活里。

在这个意义上，黄宾虹才是中国的塞尚，他虽与塞尚有天壤之别，却有着相似的文化精神。《广川画跋》说：盖心术之变化，有时出则托于画以寄其放，故云烟风雨、雷霆变怪，亦随以至。

殊不知，《瓦尔登湖》的写作，即是对五年前这一政治主张的丰富和解释。在思想上，我们也开始推展出尽心知性、尽性知天、自性自修等等一片天地。再比如，福柯讲的圆形监狱体制，是用庞大的编码系统组建的知识-权力体制，所以，通过解码挣脱常规语言的羁绊，会透出一种创造感，甚至是一种解放感，马格利特画的《烟斗》的符码游戏，大体如此。这个时代的来临，充分表现为反宗教、反传统、反整全，反对一切既存的历史和现实，希望一瞬间完成革命般的解放。从中古时期以来，特别是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中的说法，恰恰构成了一种和解，一种委运任化的内在修养。谢赫六法最后一法是传移模写，说的是要用功读书，要尊古人，取古法。

人生如果达到了某种境界，自然会认为无论何处都可以安身。方其时，忽乎忘四肢形体，则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故能尽其道。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4月刊，原标题：‘山水没落与现代中国艺术的困境。我们从未有过这种完整的历史运动，却总是尾随其后，亦步亦趋。

当我们用现代理性的筹划预想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时候，杜尚就会给你惊诧，让你脱离这个例行的轨迹而陌生化，在瞬间的疏离、发泄和破坏中，试图去寻得灵魂的解药。这里的自然王国，并非仅停留在现代世界中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之间的纠缠，而造就出士大夫内在强大的独立的精神系统，这是文明存续的关键。

巫术是没有历史的，只有宗教才是有历史的。五年前，他写过一本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虽然江湖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但那不是士人的世界。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像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讲的悖论，还有亨利•詹姆斯对美国内在文明之灵魂的探寻。

自然的构成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栖居之所，是一切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神、人、物相分离的状况得以重新弥合的关键所在。人们可以不完全听命于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摆布，不彻底服从于现实的世界。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这是世世代代都要追溯的传统，宋代李唐南渡，画了一幅《采薇图》，讲伯夷、叔齐的故事，本质而言所强调的是归隐的系统，去跟正统的政治原则做平衡。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这个意思。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是永远混不出来这样的境界的。

正因为如此，中古时期佛教进入中国，道教开始复兴，才会有士人这个归隐的群体真正出现。陈寅恪先生也说过：外服儒生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山水，永远是我们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平远是把自己拉近到整个世界的居中位置，体会那种势运与无限。

但这个还是不够充分的。所以米友仁才会说：山水心近自得处高也。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无非就是当下艺术。不过，过了一百年回过头看，中国遭遇现代性的时刻，即中西接壤的时刻，恰恰是西方正在经历危机的时刻。

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倪瓒逸笔草草中的胸中逸气，今天泯灭的人心里怎会盛得下？把自己挥洒在整个世界里，浸没在整个世界里，山林中的那份自然，是士人全心的构造，是超越性的，是纯粹精神性的。